而那二十五岁的女郎对大男人的向往，并不是轻易可以嗤之以鼻的。国诗人罗伯特·布莱所写的《铁约翰》成为畅销书，可能是因为他提了一个令许多男人女人困扰的问题：

龙应台以在上海的所见所闻，举了不少上海男人如何“怕老婆”也就是本地人戏称的“气炎”（妻严）的病，我也只能报之一笑。诚然，这些事例虽不免在传说与行文时有所夸大，应该说还是在上海的一些男人中存在的，但绝不能就把它划一地看成是上海男人的“特产”了。就在这些事例中，龙应台也不免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。上海不少把“怕老婆”挂在嘴上，或装作“怕老婆”的男，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，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中的一善意的“谋略”上海男人中的一些人与其他地方男人中的一些人一样，有他们的复杂。

她并不回答，却若有所思地边想边说：“我想起来了。我在上海借住在一对不怎么熟的夫妻家里。有一天门回去的时候，发现男主人把我换下来的内都给洗了，晾在台上。我大惊失。”

包比一包重，走了一个下午。

后记：此文在上海《文汇报》刊后，引起轩然大波。“上海男人”纷纷打电话到报社大骂作者“侮蔑”上海男人，上海男人其实仍是真正“大丈夫”云云。

“你说嘛，这情况，”回到台北，我问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朋友“在台湾可不可能？”

骑着单车、拎着带鱼回家的可的上海男人，是不是也正想着这个问题，心里有儿忧郁？

（原载1997年1月7日《文汇报·笔会》）

我怜悯地看着她光丽的脸庞，很想告诉她：年轻的女郎，为这大男人气概，你可得付昂贵的代价，那就是你自己的生命发展。你不知天下最宝贵的男人就在你的边呢。

“现在，我明白了，”她微笑起来“上海男人嘛！”

我没说，只是带着一大团困惑离开这迷人的城市。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？不见得。只需看冰山一角：我接的是上海的所谓文化菁英——碰来碰去都是男人，和在台北，在德国、国，没有两样。也就是说，在公领域里，社会的资源和权力仍旧掌握在男人的手里。上海女人说起来如何厉害、如何能，显然还局限在私领域中。两权力分的均匀只是浅浅的一层表面，举世皆然。

——陆寿钧

龙应台“在国和欧洲生活了二十年”在世界上走遍了不少地方，当然是个非常解放的女人，所以，她在列举了上海男人家务、不与老婆争低等等“特”后，仍然觉得“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”其实，在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神文明的熏陶下，上海的男人与女人早已不把这些当作一回事了，为什么家务事必须都是女人呢？一个真正的男汉为什么要落到去与自己的老婆争低呢？上海舆论衡量一个男人有没有男气，主要还是看他在社会生活中是否活得堂堂正正，并不在于在家中不家务和是不是与老婆逞。看来，龙应台的“解放”与我们的解放还是有区别的，或者说，我们的解放已越过了她所理解的“解放”当然，在上海的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，不免还存有某些暗之，但绝对不是如龙应台看作的“好像历史又往

解放的男人、温柔的男人、不以帮女人洗内为耻的男人，当他们发现女人竟然开始嫌他们不够男气的时候，何去何从？而女人，穿上男人的衣，跨着男人的大步，男人的“同志”与他并肩开辟天下，当她们发现男人竟然开始嫌她们不够女人味的时候，又何去何从？

我向来不赞成以地域划分笼统地对人，对男人、女人去概括个特征来行褒贬评说。我们应该面对事实：每一个地域的人，每一个地域的男人与女人，在格、世特征上并非都是划一的，也不可能是划一的。上海男人与外地男人一样，有婆婆妈妈的，有窝窝的，也有豪大度的，事业极的，很难用一个划一的说法去概括他们的特征。我想，台湾人，台湾的男人和女人也是如此。龙应台说：“台湾女人传统‘德’的痕迹：温良恭俭让，样样备。”对此，我只能报之以一笑。且不说台湾报刊上天天都有与此相反的报，就拿一开就声明“我是一个台湾女人”的龙应台来说，倘若果真“温良恭俭让，样样备”的话，就不会到上海的报纸来“横扫”上海男人了！

“我才不要上海男人呢！”二十五岁的上海读者翻起白，一脸不屑“长得像个弯豆芽，下了班提一条带鱼回家煮饭，这就是上海男人。我要找北方人，有大男人气概。我就是愿意个小女人嘛！”

也说“上海男人”

在上海，被男人养着玩儿的“金丝雀”和小女人又开始现了，好像历史又往来时路倒着走。两之间究竟是否脱离得了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模式？男女平等、互敬互的前景究竟是什么呢？

我也明白了。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：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，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，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气概，他可以让女人逞而不觉得自己懦弱，他可以欣赏妻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。上海的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膛、展自己的发来证明自己男的价值。啊，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！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所梦寐以求的，不就是这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来的、既温柔又坦的男人吗？原来他们在上海。

龙应台的大作《啊，上海男人！》让我惊讶的是：作为一个很有学识的人，怎能以地域划分来笼统地评说人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