应该说，关于理与情、脑与心灵的争论贯穿人类的始终。法国群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曾经讲到一个国家被领袖眠后，就会变得像女人一样丧失理智。林语堂则说“男人只懂人生哲学，女人却懂人生。”女人的直觉能抵达心灵，男人的理有时却接近幻觉。当战争让女人走开时，男人却在战场上死个光。

一个好社会，必定要在心灵与脑之间寻找平衡。在黎的时候，我也注意到有些法国人倾向于将左右之争理解为心灵与脑之争。讲效率的摊大饼关乎脑，讲公正的分大饼则关乎心灵，因为脑追求差异，有三六九等，心灵却各有灵气，没有优劣之分。

二十世纪以来，人们对启蒙运动、乌托运动多持批判态度。当理的梦想破灭，波普尔的“试错理论”与西蒙的“有限理”开始受到迎。许多有关启蒙的反思同样走向了另一极端，即彻底否定人类的乌托理想。而欧盟在某些地方受到抵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它的“乌托情调”然而，乌托并不害人，害人的只是以乌托的名义xx民众，或怂恿互相xx，同时xx乌托理想。

就在我整理这书稿的时候，时常空在微博上与网友即兴讨论一些问题。比如在谈到思想与时，有一位网友是这样回答的“独立思想是理的最境界，是非理的最境界。”这个论断非常有趣。人的幸福无外乎两个：一是个独立，二是与人同乐。如果说思想独立是独立之最，那么就算是合作之最，每个人都拿自己生命中的华，育儿女。联想到以前的一思考，我在想，所谓人生的最境界，岂不就是在这两方面“不最不归”？我常说除了思想与儿女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留在世间，不也是为这两个“不最不归”的结果？

是关乎理与脑的。同样是为了情，有的人选择更自由的方式，而有的人则选择了侮辱与xx；同样是国，有人选择了共生主义，有人选择了玉石俱焚的复仇主义与专制主义。

转型期的中国人，同样面临心灵与脑的冲突。当“半盘西化”的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开始大行其时，人们渐渐意识到自己远离了心灵生活，压制了内心的声音。或许这才是我们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充满怀旧之情，喊“八十年代真好”的真实原因。在那个轰然远去的时代，万曾经解冻复苏，理与心灵的朵，在朦胧的意里正绽放。

倘使理解“好关乎心灵，而不关乎xx”我们便会对历史上的那些乌托梦想（追求“国”）有了宽容之心——向往好世界无罪，就像人们顾盼女无罪，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实践自己的理。